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曲折历程

农村第一步改革，即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僵化的人民公社体制，简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发端于七八十年代之交，迄今近二十年，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历史了。

1978年12月的一个寒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由生产队长严宏昌主持，在破屋里一盏昏暗的马灯下开了个会，决定在保证交够国家公粮和集体提留的前提下，实行分田到户；如果队长为此坐牢，全村人负责把他的小孩养活到18岁。大家庄严地举手通过，写成契约，每人都捺了手印，保证严守秘密。这颇具悲壮意味的一幕，被认为是这一段历史的起点。

其实，在当时的中国农村，类似小岗的事情恐怕至少还可以找到十几起乃至几十起，只是小岗因为有县委书记、省委书记或暗或明的保护与支持，得以侥幸地保存和成长，凤阳终于成为大包干的故乡。小岗寒夜十八户农民静悄悄的声音，在沉寂的神州大地上，为古老中华的重新崛起，发出了第一声惊蛰的春雷。

近几年常常听到一种说法：深化农村改革牵扯太多，阻力太大。如果能像当初包产到户那样干，多么干脆，多么来劲。这种看法，反映了体制转换时期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认为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成功是轻而易举的事，则是一个很不小的错觉。

包产到户的实质，是通过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让农民变为自负盈亏的生产者、经营者。这就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内，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的细胞，从而引起一系列必然的深刻变化，导致整个改革不可逆转地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离这一步改革的时间愈久，这一步改革的成功与其后续变化的关系愈明显，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愈为人所理解。一些没有亲历过这一步改革的人，往往误以为当时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就会群起响应，形成破竹之势，席卷全国。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大潮澎湃、排山倒海、不可阻挡的局面是有的，但这是冲破无数艰难险阻、各方面条件成熟之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要冲破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打开一个缺口，遇到的种种阻力、障碍以及克服这些阻力、障碍所需要付出的坚韧、毅力和勇气，同现在深化改革相比，大有过之而无不及。重温这一段历史，有助于消除误解，增强深化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改革为什么从农村突破

现在都说改革从农村开始，这未尝不可，但实际上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开始的。只是由于城市中计划体制的束缚力太强，扩来扩去，企业仍然没有多少自主权，打不开局面。而农村中，不少地方农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已经自发地尽己之所能，改革难以忍受的现状。三中全会之后，得到党的政策的支持，日益发展为全国性的不可阻挡的浪潮。因此更准确地说，改革并不是从农村开始，而是首先从农村突破的。

为什么改革首先从农村中突破呢？这同亿万农民的处境是分不开的。

在“左”倾思想和苏联模式的双重影响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一个工业体系；又造成了始料未及的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没有缩小反而扩大。农民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化提供了8000亿元以上的原始积累，而广大农村贫穷落后的状态并无改善。由于人口急剧膨胀，不少地方甚至每况愈下，人均占有明显下降。

在全国盛行“大锅饭”、“铁饭碗”的那个时期，农民只有“大锅饭”而没有“铁饭碗”，就业、医疗、福利没有保障，生老病死概由自己负责。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体制、“左”的指导思想互相作用，使农村一切规章制度越来越僵化，朝着严禁农民流动的方向日益完备起来，使农民被强制束缚在他们生身的土地上不能动弹。特别经过十年动乱、“学大寨”运动，农村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农民连维持简单再生产也难以为继。

山东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曾把当时农村中“左”的错误，概括为“大、公、平、统”四个字，其结果必然是“穷”。穷得连饭也吃不饱了，只好靠国家供应、贷款、救济过日子。因为有了靠头，大家就互相摞，越摞越穷，越穷越靠。于是，“大、公、平、统”又导致了“穷、靠、摞”，而“穷、靠、摞”又发展为“摞、穷、靠”，恶性循环，愈陷愈深。作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主人的农民，就在这愈陷愈深的恶性循环中，被消磨掉最后的一点积极性。

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年度纯收入为133.57元，比1957年仅增长60.62元，每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9%，其中90%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10%。同时，约有2亿人口尚不得温饱。当时有一份关于某个贫困地区的内部报告曾经指出，过去我们不仅剥夺了农民的财产，也剥夺了农民的自由。这是造成农民贫困状况几十年改变甚少的两个重要根源。农民之所以至今还没有起来打扁担，主要是由于我们党在战争年代与农民有过非常牢靠的血肉关系，后来又结束战争，建立人民政权，给了农民几十年和平生活。但如果还不对过去的农村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农民终究会起来打我们的扁担。这份内部报告绝不是危言耸听，其适用范围也绝不止某些贫困地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农村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农民成为改革的先锋，计划体制的束缚相对比较薄弱的农村成为改革的突破口，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最初的突破：不理睬“学大寨”“左”的一套

把“阶级斗争为纲”变为以生产为中心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突破，农村改革又是从安徽开始突破。安徽是个受“左”的折腾特别严重的省份，“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运动特别卖力，强迫命令、瞎指挥特别严重。1977年6月，万里奉命出任新改组的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当时，“四人帮”虽已被粉碎，但“两个凡是”盛行，十年动乱的严重后果远未消除。大多数农民吃不饱、穿不暖，仍然在饥饿线上挣扎。

万里一到安徽，就亲自下去作调查研究。三个多月，他几乎跑遍了全省，深入基层，深入农户，不开大会，不作指示，不提口号，只是看、听、问，越看越听越感到问题严重，心情沉重。在大别山老红军烈属的破屋里，他看到露了底的米缸；在淮北平原农民的茅草棚里，他闻到锅中用胡萝卜缨子和地瓜面煮成的黑糊糊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在凤阳、嘉山铁路沿线，他看到拖儿带女在凛冽的寒风中扒火车外流的成群结队的农民。内心的愧疚和肩上的压力，使这位素以坚毅、刚强著称的老共产党员流下了眼泪。他在震惊中发出叹息：“搞了快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怎么还这么穷！”

有一次，他在路上碰到一个青年农民，裹着一件棉袄，里面光着身子，外面扎着一根草绳，破烂的地方绽出棉花。万里问他：“你有什么要求？”小伙子拉开棉袄，拍拍光肚皮说：“吃饱肚子！”又问：“还有什么要求？”小伙子又拉开棉袄，再一次拍拍光肚皮说：“少装一点地瓜干！”万里沉默了，没有再问什么。事后他对同行的工作人员说：“农民的要求这样低，对这样低的要求我们还不能使他们满足！”“如果再不让农民吃饱饭，总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吃不上饭！”

共产党人的党性使万里认定，长期以来一整套“左”的做法，实际上是压制农民，剥夺农民，非彻底改变不可。他同省委几位主要负责人反复交换意见，又派人下去作专题调查，在全面掌握情况之后，主持起草了一份《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生产队实行责任制等等。当时正是盛行“两个凡是”的1977年冬，党中央的口号是“抓纲治国”，但“六条”鄙视那些根本脱离农村实际的假、大、空式的叫喊，下决心切切实实解决面临的严峻问题，因此引起强烈的反响，广大农民为之欢呼，奔走相告。

1978年，在“六条”鼓舞下积极性大为高涨的安徽农民，又遇到百年未遇的大旱灾，直到9月尚未下雨，许多河道断流，减产成为定局。万里果断地提出要正视现实，减了产就是减了产，不能打肿脸充胖子，非常时期必须打破常规，采取特殊措施；如果缩手缩脚，无所作为，坐失时机，就要吃大亏。省委常委讨论决定，支持群众要求，实行“借地度荒”：凡集体无法下种的地，可以借给社员扩种小麦，明年收购时不计统购；同时放手发动群众多开荒，谁种谁收谁有。借地的政策很快安定了农民情绪，进一步调动了他们抗旱斗争的积极性，使灾害损失大为减少，局面继续向好的方面发展。

“左”的可怕的历史惯性一次突破后，还要继续突破

1978年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作为草案下发试行。决定草案坚决批判了建国以来农业战线上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总结了七条经验教训，归结到一点，就是违反客观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也就是说，“左”倾错误剥夺了生产队的自主权，严重地压抑、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为此，决定草案针对性地提出了二十五项加快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强调要端正指导思想，纠正“左”倾错误，充分发挥我国八亿农民的积极性。

但即使是这样一个文件，也没有能够完全摆脱长期“左”倾错误的历史惯性。文件在提出纠正分配上平均主义的问题时，只讲加强定额管理，而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丝毫不敢触动，相反却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这反映了当时从上到下对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有什么区别并不清楚，更反映了长期存在的一些“左”的框框已成为一种思维定式。

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从农民的感受来说，最深切的是生产上的“瞎指挥”，管理上的“大呼隆”和分配上的“大锅饭”。对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农民早已深恶痛绝。三中全会前后，农村不少地方自发地搞起了包工到组、包产到组、包干到组等等大同小异的责任制，这实际上是在不许“包产到户”的情况下，农民强烈要求纠正平均主义错误所发起的冲击。一些人赞之为农村改革的新生事物，另一些人则责之为方向、路线性的严重错误。

1979年3月中旬，国家农委在京召开有七个省代表参加的农村工作座谈会，对这个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就在这时，《人民日报》15日头版头条刊载了署名张浩的读者来信，并在编者按语中强调“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要求“坚决纠正”已经出现的“错误做法”。后来得知：这是编辑部奉命编写的。当时十年动乱过去不久，“两个凡是”阴影犹存，广大干部心有余悸。于是一封普通的读者来信，竟在全国广大农村引起思想混乱，有些地方甚至有点惊慌失措。

但是，三中全会后毕竟不是三中全会前了，这个“坚决纠正错误”的错误，也遇到不少地方的抵制。当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说：“《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一广播，有的地方就动摇了。正确不正确，你自己不知道吗？为什么不看群众，不看实际？”“作为报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都是可以的。别人写读者来信，你们也可以写读者来信。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读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就打退堂鼓。”他强调春耕大忙已经开始，政策决不能变来变去，看准了就定下来，就干，秋后再总结经验教训。

可能由于各地反应强烈，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安徽辛生、户家三两人的来信，并在编者按语中承认上一次的按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注意改正”，表示“不管用哪种劳动计酬方式和办法，不要轻易变动，以保持生产的稳定局面”。一场风波终于平息了下来，但不少地方农业生产损失不小。安徽各县比较平稳，但也不是毫无损失。

1979年国庆节前夕举行的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根据试行中各地反映的意见，对1978年的《决定》草案作了修改，正式公布。其中有两处关系特别重大：一是重申坚决纠正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提出“可以定额记分，可以评工记分，也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农民称之为“可以、可以、也可以”。联产计酬似乎只是个分配方式问题，实际上与产权有直接关联。

长期以来，农村中生产责任和劳动报酬不联系产量，造成生产上无人负责，评工时互相争吵，财务也过于繁琐。一实行联产计酬，权、责、利相结合，这三个“老大难”问题都解决了。更重要的是缓和了紧张的干群关系，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十几户、几十户的生产队变为四五户或七八户的组，一个队分为三四个组，队长的权力分散到组长手里。好的生产队长农民争着要，又懒又馋甚至欺压农民的，则被拒之组外，有的不得不写保证书才被接纳。因此，这实际上是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方式的一个重大的突破，甚至可以说是农民对某些多吃多占的基层干部一次和平的夺权。

二是把“两个不许”改为“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即“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对包产到户，由“不许”改为“不要”，口气比较缓和了，而且允许某些例外，开了一条小小的门缝。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为突破口的广大农民，后来就是从这一条小小的门缝里挤出来，掀起包产到户的历史大潮的。不过在1979年尚处于初始阶段，包产到户只能在“天高皇帝远”的偏僻之处悄悄地进行。比如小岗村的事情，村外就很少有人知道。不料，在安徽省会合肥附近的肥西县，竟也出现了范围不小的包产到户，从而惹起一场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