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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的跟踪记录

    马琰东     2018-07-17 06:25:56     浏览:6    回复:0    点赞:0
    发帖人:马琰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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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跟踪记录:令人震惊!中国3个阶层孩子的10年人生轨迹你的人生

    是听天由命

    还是由你自己决定

    大家还记得英国那部《56UP》吗,用56年来跟踪记录14个不同阶层孩子的人生轨迹,呈现了英国社会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富人仍富穷者愈穷,只有教育改变命运——这是我的总结。



    在中国,导演郑琼,也做了相似的一部纪录片,叫《出·路》,她跟踪拍摄了农村孩子,小镇青年,国际大都市里的少女的人生十年,让你看到三个阶层的孩子,“读书”是如何影响命运的。


    (从左到右)袁晗寒、徐佳、马百娟


    现在让我们从最开始的2009年,展开时间线。




    甘肃白银市会宁县,野鹊沟小学。


    马百娟沿着土路步行来到学校。


    老师是个农民,识一些字便抽空来教书。这间学校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教起来不是太费力。学生虽然少,但老师同样很认真。



    “上学要打工,不上学也要打工,为什么要上学?”那是马百娟父亲的看法。结果马百娟在家呆到10岁,直到校长出面游说,她才背上了书包。



    一口井,一条路,一间商店,一所学校,组成了野鹊沟,这个地方仅仅以一个地名存在着,就像活在这里的人们,根本无人在意。


    小如棋盘的课堂里,一块黑板,四面白墙,墙上挂着视力表、校训。


    老师用掺杂着西北黄沙味道的方言:“马百娟你来读一下。”马百娟读着课本,眼睛亮亮的,藏不住的笑意。像在教堂唱诗。



    游戏时间,两排瓦房围成的水泥地上,孩子们围着一个篮球,像四五个面团和气地撞来撞去。



    不用去学校的日子,马百娟已经是家庭劳力中重要的一部分了。



    虽然她没有足够的力气,只能以自己的足底为圆心,将身体前倾时的全部重量压在麻绳上,才拉动了这头驴。


    马百娟像是驴子,驴子也像是马百娟,他们彼此较劲。



    拉扯麻绳,解扣,拎起桶,身体摇晃了一下又稳住,马百娟打上来一桶的水。野鹊沟的人一生只洗两次澡,水很珍贵。



    马百娟的爸爸60岁,脸像是野鹊沟沟壑纵横的一张地图,妈妈有智碍。哥哥14岁便出去打工。几个人人围着一张矮小方桌,就着一碟咸菜,默默咀嚼。


    鸡蛋、文具、牙膏,野鹊沟的杂货铺什么都卖。马百娟拿着一叠皱巴巴的纸钞,向老板一样样讲清自己要的——自动笔铅笔芯,一个五毛,两个大数学本,一共三块二毛钱。回去的路上,她像吃糖果的孩子一样满足。



    装上新买到的自动笔芯,马百娟和同学们,蹲在山头画画,画出他们梦想中的一切一切。



    老师用含着黄沙的方言说,“我们今天来学习《我的家乡真好》。”


    白纸黑字印着的课本,马百娟不会去质疑,虽说这里描绘的家乡,和野鹊沟并不一样。



    还是在土坡上,马百娟念自己的作文,她说,“长大后去北京上大学,然后去打工,每个月挣1000块,给家里买面,因为面不够吃,还要挖水窖,因为没水吃。”







    马百娟做梦才能去的北京高校,被17岁少女袁晗寒轻而易举地放弃了。


    在北京家中的秋千上,她晃荡着。她在央美附中留级一年后,仍旧有几门课不及格。


    一天妈妈告诉她,休学手续已经办好。


    要知道,央美附中,是全国学艺术的小孩,家中几代人努力挤破头也想进的。



    漫长的夏日白天,她用书和电影打发时间。此外就是对着一幅已经完成一半的作品,妈妈在旁看了一下就走了,把私人空间留给她。



    “一代搞制造,二代搞金融,三代搞艺术。”虽然不完全吻合,但粗线条地勾勒出了袁晗寒的家庭轨迹。


    父亲从事房地产,母亲觉得她有艺术天分,钢琴、舞蹈、美术班轮着上了一圈,袁晗寒最后选择了美术。

     

    “我恐慌的不是没事干,而是会不会一直没事干。”


    17岁,辍学,她逻辑清晰,并很快自己打破了这种局面。骑着自行车,她转悠到南锣鼓巷,一眼看中一间铺面,租金两万。她租下了这个铺子。


    问妈妈为什么要给2万,让她去做一件打水漂的事,“就当交学费了。”对于父母,爱好大过一切。



    自己跑商店,买38块钱一桶的枣苗牌凝胶,穿着裙子刷墙。



    说起未来,她没有想过会成为哪个阶层的人。


    “不会饿死就行了。”这么说的人,后面,都有一个家庭在为她兜底。



    而她,也显示出了承担这份命运的决心。开张那天,袁晗寒背了一个足足有半人高的登山包,门口已经被漆成了大象巴士的样子,打开了JVC的音响,摆出“open”的牌子,弄好风铃。


    特别的葡萄奶18块,被摆放在显眼位置,这个方砖厂胡同4号的小小酒吧开业了。







    在袁晗寒和马百娟之间的徐佳,像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

     

    面对497分,和第一次高考一模一样的分数,他感觉目眩,怀疑是命运的玩笑。497——离当年湖北的二本分数线还有7分!



    2007年,亲戚承包了一个山头,一天午后,吃完饭的父亲开着亲戚的大卡车,连人带车栽下山去。徐佳如今和妈妈、弟弟局促在这间十几平米的出租房,都是因为那次事故。


    念大学是父亲的遗愿。徐佳选择第三次复读高三,希望能把大学通知书拿到父亲坟前。


    和母亲上坟


    清早5点,天光已亮,徐佳洗了把脸,穿好和昨天一样的橙色袖子棒球服,和弟弟一前一后,骑车拐入湖北省咸宁高级中学,钻进枣红书桌上的教辅资料里。



    两次高考失利,让他对失败已经有了恐惧,冒冷汗,手发抖握不住笔,面对镜头说起时,他仍是条件反射地眨眼、咽口水,最严重时,他想到过轻生。



    早年父母在广东打工。务农或打工,是老家村子最常见的两种人生选择。出一个大学生,是祖坟冒烟,了不起的事。


    妈妈的想法很简单,“即使是打工,也肯定是要文凭高的,不要低的。”


    亲戚拿一些朴素的话安慰他,“你现在努力就行了,不要带着思想包袱。”


    徐佳和妈妈、表弟在备考的出租屋吃饭


    又是一轮又一轮的模拟考,徐佳的心在恐惧和希望中摇摆,老师拿从三本考到重点的往届成功案例刺激复读班上的学生。


    没有领路人,徐佳只有自己调整自己。



    咸宁考点,6-7-8日,高考就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事。校门口来了一些交警,大巴车如约到达考点。



    考生焦灼地看表,家长们扇着扇子互相交流。对很多像徐佳这样的人而言,这是一次决定命运的考试。


    他第三次走进了高考的考场。





    这个背对着镜头羞怯地笑的女孩子,第一眼简直认不出,是当初那个眼睛总是亮亮的马百娟。


    转学的水车小学里,学生嬉戏打闹,马百娟在门口,眼巴巴看着里面,感觉自己格格不入。面对镜头,也总是回避。

     


    靠着存下来的低保金和打工的大哥攒的钱,一家人在宁夏中卫买下了一处房子,有电,有水,能吃饱饭。提起老家,父亲说,“不想老家,老家把我苦怕了。”


    虽然过上了“好日子”,马百娟却不能上学了。


    水车小学的老师在做最后的努力,说马百娟按时交作业,学习也在努力,被哥哥一句“纯粹不想念了”轻轻挡回去。



    结束了小学生活,马百娟尝试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她在中卫的街头游走,寻找务工信息。一间酒店几乎让她燃起希望,“工资1000多块”,正是她当时在作文里期望的,她眼睛重新亮了。



    “你这么小,为什么不读书?”

    “你能做什么?”“我能扫地。”

    “这里的地面是地毯,不用你扫,前台需要会使用电脑。”


    几番对话,让她心冷下去。走出酒店,车来车往,马百娟没有停留太久,把视线投向一家德克士。

     

    求职结果,纪录片中没有明说。看着低头无话的马百娟,我们已经猜到了答案。





    南锣鼓巷的小酒吧没开多久就倒闭了,2012年的袁晗寒,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就读艺术方向的硕士。


    全世界顶级学者艺术家来这里讲学、开讲座,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资源,袁晗寒并不当一回事。



    她说自己情绪不稳定,需要烟草、闲逛来消解,在阁楼上她自制卷烟,和妈妈视频。



    很多时间,她会去魏玛和朋友玩,对着歌德和席勒的雕塑,讲着漫无边际的话。






    幸运降临,徐佳考进了湖北工业大学。


    大学四年,同学们玩神庙逃亡的,睡觉的,发呆的,大概是习惯了,老师讲课并不觉得尴尬。



    学校是座大型催熟剂,所有人早早地成熟了。刚大三,宿舍里就在讨论“未来”。武汉给3千工资,深圳3千5,肯定留武汉啦。”



    徐佳进入保险公司实习,成了一名电话接线员。

    “王先生你什么时候接听电话方便?”

    “方”字还没说出口,对面啪嗒挂断了。



    徐佳在互联网上海投了简历,反馈寥寥。一个“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通知他去面试,他不敢怠慢,重金投资了正式的衬衫西装皮鞋。


    找工作时在台阶上休息的徐佳


    当年的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这些借助大学文凭,从工厂流水线上逃脱的应届生们,讨论着富士康的心理咨询师和二楼的防护网,心有余悸。



    在小门脸攒在一起的数码市场,他和同学们一手一个iphone出来。他说“自己以后有钱了,混好了,要买iPhone6。”



    几经辗转,徐佳把自己“卖给“”了中电技术——工作难找,徐佳和他的同学们没有太多选择余地,


    完成了母亲的心愿,他没有感觉松一口气,反而有些心里空落落的。“一下子把自己卖出去的感觉。”



    一份工作,只是焦虑的开端。




    这一年,马百娟家的门对摄制组关闭了。


    马百娟的父亲对镜头说,“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了”。马百娟在一边沉默。



    对她的命运,父亲盖章定论了。“除了嫁人,再没有别的出路。”



    摄制组几经交涉,父亲说,“两万块,继续拍。”


    一个少女,像大婶一样,挺着肚子谈论孩子、尿布和丈夫,讨论谁的肚子大。16岁的马百娟,嫁给的,是表哥。



    现在,她在表哥工作的陶瓷厂劳作,日复一日吸着粉尘,陶瓷厂就在她当年退学的水车小学隔壁。


    马百娟的人生似乎注定不会有别的出路,她甚至没有选择的权利。曾经对于大学的向往,如今更像是儿时不谙世事的呓语,从来不曾真实过。



    2015年,从德国回来,袁晗寒去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实习。公司聚餐的时候,他们讨论哪个vpn更好用。

    德国让她感觉像一个发展到头的养老国家。虽然生活总是漫不经心,但她还想回国折腾一下。

    同年,她在北京注册了自己的艺术品投资公司。像当初那个酒吧一样,家里人并没有指望她事业成功,她自己喜欢就好。

    对袁晗寒来说,开公司,就像当年两万铺租开个店一样,试错成本是很低的。她可以选择学业,选择职业,也可以选择,随时换个目标。


    直到此刻,徐佳还在当初的电力公司工作。


    大学、工作、结婚,这个农民工的孩子,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必须比别人走得更稳。

    现如今,他在武汉有了房,有了车,终于在武汉站稳了脚跟,总算挤进了城市中产的队伍,足以让母亲在村里人面前挺直腰板。

    虽然他奋斗的终点,虽然还远未到达袁晗寒的起点,但他扎扎实实是三个人中,唯一一个确实被读书改变命运的人。

    被问到阶层的差距,徐佳说“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我会努力去改变。”

    三个中国

    在山村女孩身上,我们看到了封闭,绝望,失去自我。

    在小镇青年身上,我们看到了努力,拼搏,负重前行。

    在都市女孩身上,我们看到了个性,潇洒,无拘无束。


    马百娟,徐佳,袁晗寒,三个中国的缩影。


    郭德纲讲过他小时候的故事:“我小时候家里穷,那时候在学校一下雨别的孩子就站在教室里等伞,可我知道我家里没伞啊,所以我就顶着雨往家跑,没伞的孩子你就得拼命奔跑!”


    在影片中,徐佳和马百娟都是“没伞的孩子”,不过与马百娟相比,徐佳是幸运的,因为他还可以奔跑,而马百娟,连跑的权利都没有。

    袁晗寒则是那个“有伞的孩子”,即使外面狂风暴雨,她的青春也依然悠闲潇洒,闲庭散步,因为爸妈早已为她撑起一把大伞,她可以按照自己的喜欢的节奏慢慢走下去,尝试不同的人生可能性。

    比起英国的《56UP》,这部中国版,让我看到更多的还是希望。家里有伞的孩子,固然是幸运的,没伞的孩子,也不用唏嘘,毕竟我们大部分家庭,能给娃的大伞虽然没有,小伞还是有的,努力一下,还能给娃多撑一把伞;娃呢,他只要不疯不傻,只要愿意努力奔跑,就算起点再低,总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一步步接近自己的理想。

    引用罗胖曾说过的一句话做结语就是:

    今天的中国,社会分层还没有最终形成,教育分层还远着呢,所以这是一个大好的时机,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提升自己的认知,而超越自己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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